县级融媒体中心应摒弃“三种迷信”
【慧聪广电网】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吹响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冲锋号。
两年多来，这项工作一直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当中。截至目前，各地的组建挂牌工作都已经接近尾声。
牌子挂起来了，人员到位了，阵地建起来了，阶段性的进展成效明显，但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而言，其实，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
这是因为，更艰难的工作还在后面。比如，平台建设起来了，如何生产更多优质的内容、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把群众聚起来，把民心聚起来？
比如，员工到位了，如何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增加他们的获得感、成就感，让他们成为融媒体中持续可靠的支撑力量？
又比如，全新的设备采购回来了，如何永葆创新的热情，与时俱进，跟上时代，不断拥抱新理念、新模式、新技术，让融媒体中心常办常新，而不是一曝十寒。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应该摒弃对于设备、技术和“10万+”等“三种迷信”，进而把更多力量用在服务群众和机制创新。
摒弃三种迷信：新设备迷信、高科技迷信和“10万+”迷信
前两年，央视开通了4K频道，不曾想，在当下的了解中，一些县级融媒体中心也在跃跃欲试，准备购买4K转播设备，鸟枪换炮，大干一场。
甚至在一些私下和公开的讨论中，很多地方县级融媒体中心已经把4K设备作为一项标配。例如，川东北一家县级融媒体中心，最近正计划花200万元购买4K转播设备。
据了解，最近两年，4K采集、转播设备数量同比大幅增长，其中，相当部分来自市县一级。
不仅是4K，在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过程中，大面积“换装”热潮此起彼伏，大到盖楼，小到采编设备，无所不用最新，无所不用最好，逼近新设备迷信。
听到这些声音，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有这个必要吗？尤其是在媒体融合如火如荼的背景下，电视、报纸等载体大面积向移动传播转移，继续投资高清电视是否有必要？或者说，搞高清传播是否符合融合发展的需要？
我倒不是说设备不重要，问题是，这些设备转型与媒体融合的方向是否一致，这些设备是否符合媒体融合的需要？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倾向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对于很多时髦的高科技的热衷和迷信。比如增强现实、云计算、AI、区块链等。
在此重申一下，我不是反对技术，技术确实已经成为驱动媒体融合转型发展的重要推手，问题是，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考虑实用性和支撑力的因素，他们有没有必要花大力气引进最新技术，他们要用大数据和区块链来干什么？用得上吗？
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用得起吗？在县级，尤其是西部的区县，有没有足够的人才支撑？
其实，现实的状况是，遑论县级融媒体中心，很多省市媒体在转型初期，也曾引进一些很炫很潮的高新技术，比如增强现实技术，通过一个二维码将报纸的内容飘起来，但其实报纸内容本身没有任何改变。
这样的技术对于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传播力没有任何提升，最终只能是炫技，除了花哨外，没什么帮助。
在我看来，技术的重要性来自于对于主流目标的推动力，技术服务于价值，如果脱离了这个取向，技术业务两张皮，就成了技术虚无主义，不仅不利于业务，也不利于技术本身。
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倾向是，对于“10万+”的迷信。经常碰到的情况是，每到一个地方，大家拿出来比的就是，有多少条“10万+”？
“10万+”是衡量一个新闻传播力的重要标尺，问题是，作为县级融媒体中心，他的功能定位究竟是基层治理平台还是新闻宣传平台，究竟是服务在前还是引导在前？
评判的标准不能脱离自身定位，就像我们不能用衡量水桶的标准去衡量锤子一样。“10万+”当然好，问题是不能唯“10万+”。这是因为，有爆款没有影响力的案例比比皆是。
坚持“三个驱动”：市场驱动、服务驱动和创新驱动
摒弃三种迷信的同时，我们又该坚持什么？
在我看来，首先是要坚持市场驱动。
具体来说，就是无论选用哪种设备、哪些技术还是生产哪种产品，核心在于市场需求导向。
从内容生产来说，做什么产品，必须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第一前提。在四川仁寿调研的过程中，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当地县财政每年拿出100万元，开设有奖爆料，这样一来，极大地调动了老百姓参与的积极性，各种基层问题和线索纷至沓来。记者从“找新闻”变成了“选新闻”。
这种新闻，记者好采，群众爱看，长此以往，融媒体中心的用户粘度大大增强。
再说设备和技术的选用，以必须要从实际需要出发。在内容生产传播环节，到底存在哪些难点痛点，就有针对性地开发什么技术，引进什么设备，而不是为引进而引进，为花哨而引进。
现实中不乏这样正面的案例。比如川观新闻开发的“四川云·云眼互联网传播平台内容风控系统”以及新华社开发的“MAGIC视频智能编辑系统”。
前者致力于帮助编辑记者发现和堵住错漏，政治错误、语法错误、错字别字甚至标点符号的错误都能迅速“揪”出来，一经推出，简直是很多编辑记者，尤其是“马大哈”的福音，同时，很多政府企业的网站都非常欢迎。
后者帮助记者快速对视频进行智能化编辑，基本可以实现傻瓜化编辑，解决了当前视频采编过程中视频编辑短缺的难题。
还有，针对记者采访过程中听采访录音费时费力的问题，很多新闻单位都引进了语音转化系统，大大减轻了记者的工作强度，颇受欢迎。
从本质上来看，这些设备和技术都是坚持需求导向的结果，致力于解决内容生产过程中的痛点难点，应用之后，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其次，是要坚持服务驱动。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强调，从中央到地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核心定位都是基层治理平台，新闻宣传只是其中一个职能，应该把服务群众放在首位。服务应该成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安身立命之本。
服务什么？解决问题是一方面，方便群众是另一方面，交电费、交学费、抢消费券是不是服务？我看是。但是不是服务群众只是交水电费学费，当然不是。
群众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有精神的，有物质的，有体制机制的，多种多样。指望一个融媒体中心解决所有需求肯定不现实，现实的路径是发挥自己优势，有重点地选择适合自己做而且能做的。
比如有的地方，推出“找老乡”板块，致力于为在外省打工的当地人搭建一个社交平台。
最后，是要坚持创新驱动。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一个新生事物。新生命就不能走老路，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尤其在体制机制的创新上要大作文章。
问题是，体制机制也是千头万绪，从哪些方面入手。个人来看，当务之急是采编流程机制和员工薪酬用人机制。
先说前者，当下很多地方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在原有的电视台的基础上搭建的，同时整合了原来县委报道组等人力，从目前来看，基本属于“两碗面条合成一碗”，流程没有实现再造和优化。
新形势下，县级融媒体中心需要大踏步向移动端转型，相比之前，介质、载体、理念都有巨大的变化，顺应这种变化，需要对生产传播流程和机制进行全方位重塑。
在策划环节，要坚持统筹考虑，多元传播；在采访环节，要坚持文字、图片和视频的一次性采集；在传播环节，要实现多波次、长时段发稿。
再说薪酬用人机制。无论哪种方式，无论什么平台，最终都要人来完成。在任何体制中，如何把人凝聚起来，积极性调动起来，都是最关键的因素。
反观当下，制约县级融媒体中心最大的障碍是人。其中，首先是找不到人；其次是留不住人，最后是调动不了人。
为什么？核心是薪酬体制和晋升空间。
现在，县级融媒体中心被确定为事业单位。我的理解是，中央的本意是为了加大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财政支持，但在基层的执行过程中，这种财政兜底变成了变相的铁饭碗，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
如此一来，中央的好意变成了坏事，原本的保护变成了桎梏。怎么办？改革。怎么改？
我的观点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是事业单位，国家应该按人头给予一定的财力支持，但人员的招聘和使用必须企业化管理，县级融媒体中心对用人用钱应该有自主权，用谁，不用谁，给多少工资奖金，这些都应该他们内部说了算，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优劳优得。
在给予基本财力保障的同时，要赋予县级融媒体中心一定的创收造血功能，自收自支，少干预或者不要干预，只要有利于调动大家积极性，只要不是领导贪污独占，都应该鼓励支持。
一个案例。四川仪陇县级融媒体中心，当地县委赋予中心很大的人权财权，经费上，财政保障一部分，自己创收一部分，员工人均年收入能够达到8-15万，大大提升了中心的吸引力，很多甘肃、山东、陕西的毕业生都留在当地工作。
最后，要把县级融媒体中心真正做好做活，我们传统的宣传管理体制也要创新，要充分信任县级融媒体中心，尤其是在一些热点焦点事件上，让他们主动发声、尽快发声，抢占舆论阵地，而不是一禁了之，捂着自己嘴巴，让别人说话，坐失阵地。
一句话总结就是，政治上要给地位，经济上要给待遇，战斗中要给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凝聚人，激活人，也只有凝聚到人，激活了人，县级融媒体中心才会真正办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