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我对地市级“报纸+广电”媒体融合的一些看法
【慧聪广电网】2020年6月3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是有关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的最新文件。
从发布此次会议的新闻稿看，该《指导意见》的核心要义是，“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加快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这次会议通过的这个《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媒体融合要向纵深发展”这个要求；特别强调了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全媒体人才培养两个重点；突出了3个任务，即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构建主流舆论格局，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目标是牢牢占据传播制高点。
从地市级媒体融合的历史和现状看，结合这个最新的文件要求，媒体融合仍然在路上，尤其需要向纵深推进，特别是在体制机制改革和全媒体人才培养方面还需要进行深入的努力和实践。
四类形式表现不同
要说地市级媒体融合的历史也不短了。早在2004年，牡丹江市就将原牡丹江广电集团和原牡丹江报业集团合并重组成立了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可以说是全国第一家地市级媒体融合集团。
之后，地市级城市一直没有间断媒体融合的实践。特别是在原中央深改小组于2014年8月18日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之后，地市级城市媒体融合进入了加速进程。
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如成都、银川、大连等，地市城市如佛山、大庆、中卫、珠海、汕头、绍兴、张家口等纷纷成立了传媒集团，而且都是将报纸和广电整合在一起的媒体融合集团。
除了上述城市的“报纸+广电”的媒体融合“一元模式”，更多的地级市则是通过报业集团或广电集团的“二元模式”进行媒体融合探索。个别省还采用了“三元模式”推进媒体融合，即报业集团、广电台之外，再成立一个新媒体集团，“三驾马车”共同推进媒体融合发展。
10多年来，将城市中的报纸和广电融合起来推进媒体融合的探索已经形成了几种不同模式。依据融合模式，可以将地市级城市“报纸+广电”的传媒集团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就是名义上融合，但实际上分立。相当部分地市级“报纸+广电”的传媒集团是这种模式。这种城市中的报社和广电台共用一个大机构名称，如某某传媒集团或者某某新闻中心，其实报社和广电台仍然各自独立运营，业务没有融合，平台没有融合，流程没有再造，简而言之，就是只挂了一个媒体融合的牌子——传媒集团。
第二类就是先合后分，部分地市的媒体融合的确先是将报纸和广电的机构、平台、业务融合在了一起，但是随着融合的推进，后来又将报纸与广电分离或者分立了。其中一部分是分离，即传媒集团名称未变，但是报社和广电台各自独立运行；还有一部分则是分立，即连传媒集团的名称都改变了，直接回到了媒体融合前的机构设置上，报社、广电台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平级的事业单位，完全独立运营与管理，如成都、大庆等。
第三类就是名义上融合，但实际上只有部分融合，主要是在新闻领域融合。这个是大部分地市级媒体融合的现实。由于“中央厨房”模式相对有效，地市级“报纸+广电”媒体融合中大量采用了这种模式，即报社和广电将新闻策采编评发流程打通，并且共建公用一个“中央厨房”，实现了新闻业务的相对融合，使得新闻业务流程优化、平台再造。
但是，新闻之外的其他大量业务，原来是报社的仍然归报社，原来是广电的仍然归广电，并没有实现报纸和广电业务的全面融合与覆盖。
第四类就是名义上融合，实际上也基本融合。能够做到这种几乎覆盖体制机制、人员、运营、管理、业务链以及业态布局全面融合的地市级媒体融合集团凤毛麟角。
之所以只有个别地方正在进行这种探索，如省级的天津市、地市级的绍兴市等，就是因为这种模式的改革需要突破很多已有的限制与禁锢，进入体制机制的深水区、人事改革的雷区、业务流程优化和平台业态再造的盲区进行探索。
这也正是今年6月30日中央深改委通过《指导意见》这个文件的时机与目的。从6年前的“推”媒体融合”到最新的“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表述上的变化就可以看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紧迫性，特别是体制机制改革和全媒体人才培养。
几种因素影响效果
我们不对地市级“报纸+广电”媒体融合的合与分做简单的价值判断，即谁对谁错，谁好谁坏。从地市级“报纸+广电”媒体融合的分分合合的实践看，其中的原因还是非常值得深究和思考的，更应该成为贯彻落实《指导意见》的起点和动因。
从当初的成都、新近的大庆等地传媒集团的合与分，可以看出有几个因素影响着这种“报纸+广电”媒体融合模式的效果。
客观上和显见因素上看，首先，合与分要看原有的报纸强还是广电强。如果两家都比较有实力，而且两家都有很强的组织文化认同感，同时组织文化异构性又很明显，报社与广电台两个机构、两个人群以及两个业务就很难真正走到一起。
其次，如果报社、广电台的资源积累和占有能力相当，而且资源配置能力、运营能力、管理能力都很强，价值创造能力也都很强，这样也很难走到一起，很难将各自的资源与对方打通且共享，共同做大蛋糕和市场，共同做强项目和服务。
再次，如果整合后没有合力做大市场，也为再次分立提供了理由。
去年，大庆新闻传媒集团便将大庆日报社、大庆广播电视台重新设立。大庆日报社、大庆广播电视台、大庆新闻传媒集团3家单位互不隶属，各自依法独立运行。
有人分析其原因：其一，整个集团的广告收入持续大幅下滑；其二，产业多元化没有稳定收入，投资回报效率低下；其三，媒体融合思路传统，尚未带来有效的收入。因此，才又一次壮士断腕，有些悲壮。
从主观上和隐形因素上看，“报纸+广电”媒体融合模式的合与分与当地顶层设计、具体实施环节以及推进力度等都有直接的关联。
自2014年开始推动媒体融合以来，我国省、市、县媒体融合进入一个平台期，建设效果明显，但进度和深度尚显不足，玻璃天花板效应有些显现。这些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才能真正得以解决。
因此，今年6月30日中央深改委通过的《指导意见》恰逢其时，也可以看出党中央顶层设计的坚定决心和务实措施。中央级和省级媒体融合在大力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也在全力前行，而地市级媒体融合尤其需要加速进程，纵深融合，成为万物皆联时代全媒体传播体系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
整体而言，下一步媒体融合需要紧扣“加快、推动向纵深发展”的总要求，一是要加快，在智能网络时代，随着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普及应用，媒体融合窗口期非常迫近，没有建成全媒体的机构媒体将很难再有机会重新按下融合按钮；
二是要纵深，即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度进行全媒体人才培养及资源配置这两个关键，同时深化全媒体流程优化与业态布局、深入全媒体平台再造这两个重点，大力提升1+1＞2的增值能力，而不是内耗。这样才能够真正落实最新中央文件精神，并真正收获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带来的效用与效益。（胡正荣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