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舆论场=好治理+融合传播
【慧聪广电网】媒体的重要使命就是形成舆论，并通过舆论影响社会。这是媒体的经典功能之一。进入网络社会，媒体多样化，平台多元化，舆论也随之丰富多彩；但是，不论什么媒体，它们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推动构建有利社会进步的有效舆论场。要发挥好这个作用，最为重要的是人，即除了各类媒体从业者、各种自媒体和平台运营者等，还包括各级各类现实治理者。形象点儿比喻，在互联网时代，基于各类媒体的信息传播系统就是网络社会的神经系统，它负责通过各种神经触突去传播信息，实现生态系统的有效组织与自组织。而这个神经系统有效运转并有效形成舆论的前提条件，是各级各类治理者的实践。治理得好，就容易传播得好；传播得好，就更加有利于治理得更好。治理是基础，是前提；传播是条件，是延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他还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些话首先是说给我们社会中各级各类治理者的。我们的干部需要跟上这个时代的要求，更新自己的治理理念，重构自己的治理模式，提升自己的治理能力，创新自己的治理效果。
首先，各级各类治理者和媒体融合主体需要站在国家安全和长期执政的高度看待治理与融合传播的关系。通过各类媒体的传播形成的舆情，其实就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一方面它可能是真实现实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对理想现实的期盼。我们不能轻视它，要有足够的政治敏锐力，站在足够的政治高度，要有基层治理安全和长期执政的强烈责任感，应对媒体带来的舆情。对于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我们来说，将面临更加复杂而高风险的治理挑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各级各类干部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其次，各级各类治理者和媒体融合主体需要提高治理水平，同时增强对风险紧迫性及问题难度的重视程度。互联网迭代迅速，网络平台化带来了平台经济、平台社会乃至平台媒体，由此产生的问题将会更加多样而复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各种矛盾叠加，各种问题重合，各种意见混杂，各种平台交叉，使得基层治理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各类媒体舆情治理难度迅速提升。
再次，各级各类治理者和媒体融合主体在提升治理水平的同时，需要快速提升利用媒体进行融合传播创新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时不我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速度是指快速反应，这是利用媒体进行融合传播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治理 “善治”的基本要求，拖沓搪塞不但不解决问题，还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广度指协同性。治理本身就应该是系统性的，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部门联动，人员配合乃基本要义。融合传播也需要有协同战略与战术设计。深度是指策略，治理与媒体融合传播都需要因时而谋，应时而动，顺势而为。
最后，各级各类治理者和媒体融合主体需要增强处理突发状况突发事件的能力。治理活动及通过媒体进行融合传播时有突发情况是普遍现象。突发事件正是因其快速性、易变性，特别是信息高度不确定性而成为难点、热点和焦点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判风险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要增强风险意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随时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准备。我们要努力成为所在工作领域的行家里手，不断提高应急处突的见识和胆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挑战，做到心中有数、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有效掌控局势、化解危机。这其中也必然包括应急处突中的有效融合传播，通过媒体的融合传播确保社会神经系统的健康。
